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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結構不斷優化 勞動報酬穩步提升
發布日期:2019-09-04 12:24 來源:省統計局 瀏覽次數: 字體:[ ]

就業是民生之本、安國之策。新中國成立70年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就業工作。在不同歷史條件和經濟體制轉換的宏觀背景下、在改革開放后江蘇經濟長期快速穩定的發展條件下,全省上下堅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積極的就業政策,就業工作和勞動者收入取得了長足發展和輝煌成就,形成了就業規模擴大、就業結構優化、工資水平不斷提高的良好局面。

一、就業發展的輝煌成就

(一)就業規模持續擴大

2018年末,全省就業總量達到4750.9萬人,比1952年增加3010.95萬人,增長了173.05%,平均每年增加45.62萬人,年平均增長率達1.53%。從圖1直觀地看,全省就業總量的增長變化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后至1958年,就業總量在經歷快速增長后,在1957年至1959年三年中持續減少。1959年的就業總量、就業比重(就業總量占總人口的比重)是新中國成立后的最低點。第二階段是從1958年至1989年,全省就業總量總體上呈持續快速增長,從1960年的1507.88萬人增加到1989年的3519.83萬人,年均增加69.38萬人。就業比重也從1960年的35.52%上升到1989年的53.85%,提升了18.33個百分點。第三階段從1990年至2011年,這個時期就業總量增長緩慢。就業總量年均增加25.39萬人。第四階段,從2012年至今,就業總量穩中有降階段。就業比重自1990年起持續下降,人口老齡化程度逐步加深是重要因素。2018年全省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達到20.9%,老年人口規模超過1000萬人,比1990年提高了10.66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則從1990年的6.79%提高到2018年的14.03%,上升了7.24個百分點。

圖1  歷年就業總量和就業比重

任何一個階段的就業總量變化除受經濟社會發展的因素影響外,總人口,尤其是勞動年齡人口對其影響更大。新中國成立后60多年內,全省勞動年齡人口保持快速增長態勢。根據人口普查數據,江蘇常住人口從1953年的3767.29萬人增加到2010年的7866.09萬人,勞動年齡人口(15-64歲)也從2183.21萬人增加到5986.88萬人,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從1953年的57.95%提高到2010年的76.11%,上升了18.16個百分點。2011年以后,全省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平均每年遞減約25萬人。在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勞動年齡人口開始縮減的雙重影響下,全省就業總量再增長將難以為繼,但依然保持穩定。

(二)產業就業結構不斷調整優化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全省就業人員在三次產業中的分配不斷調整優化。1952年,全省就業人員在第一、二、三次產業比例為93.3:3.8:2.9。隨著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就業人員從第一產業大量轉移到二、三產業。2018年,全省第一、二、三產業就業人員結構為16.1:42.8:41.1。七十年間,第一產業就業比重下降了77.2個百分點,第二、三產業則分別上升了39個、38.2個百分點。

1、新中國成立初期至改革開放前,全省一直以單一的農業經濟結構為主。農村人口快速增加的同時,第一產業就業人員也不斷增加,1952年至1977年,第一產業就業人員由1623萬人增加到2067.49萬人。改革開放后,以包產到戶即家庭聯產承包制為主要形式的農村體制改革,不但提高了全省農業現代化水平和綜合生產能力,還將大量的富余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從事第二、三產業。第一產業就業人數,1978年至1989年間,年均減少20多萬人;1990年至1999年間,年均減少53.4萬人;進入21世紀后,農業經濟結構調整步伐加快,農村勞動力轉移力度加大,年均減少達62.56萬人。至2018年,全省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減少到761.89萬人。

2、隨著工業化水平的不斷提高,第二產業逐步成為支柱產業,是吸納勞動力就業的主要產業。改革開放前,1949年到1957年,工業開始起步。第二產業就業人數,1957年84.06萬人,至1978年末,達到544.57萬人,年均增長9.3%。改革開放后,除在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就業人員一直保持穩定的增長勢頭。1978年到1996年,就業人數增加到1397.25萬人,年均增加47.37萬人,年增長5.37%。之后的1997年、1998年、1999年三年,出現了短暫的就業人數下降。2000年之后,隨著工業結構繼續改善,以電力、石油為主的能源工業明顯加強,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迅速成長。第二產業吸納就業人員的能力重新得到加強,就業人員從2000年的1335.16萬人增加到2018年的2033.39萬人,年增長2.36%,并在2004年,首次從絕對數量上超過第一產業。

3、新中國成立后相當長一個時期,第三產業的發展滯后于一、二產業發展步伐。1952年至1978年,全省第三產業增加值平均年遞增3.9%,低于同期國內生產總值5.2%的速度。就業人員則從1952年的50.29萬人到1978年的296.09萬人,年均遞增7.1%,低于同期第二產業就業人員年均8.4%的增加量,且第三產業就業人數與第二產業的差異,從1952年少16.37萬人擴大到1978年少248.48萬人。改革開放后,在繼續堅持工業、農業協調發展的同時,第三產業得到重視,發展加快。1978年至1990年間,就業人數從296.09萬人增加至623.19萬人,年增長6.4%;1990年至2000年間,就業人數從623.19萬人增加至1192.02萬人,年增長6.7%。2000年以來,各級政府把發展服務業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環節,紛紛出臺鼓勵和促進服務業發展的政策措施。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經濟的迅速發展,帶動了電信業、計算機服務業和軟件業等快速發展;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入也推動了房地產業的迅猛發展;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隨之而來的觀念的轉變使得對醫療保健服務、文化、教育服務等方面的需求快速增長,這些政策措施刺激了第三產業的迅猛發展,帶動了第三產業就業人員的快速增加,至2018年末,已達1952.62萬人。2000年以來,第三產業就業人數年增長2.8%,在2005年超過第一產業,目前與第二產業相差不到100萬人。

(三)城鄉就業格局快速轉變

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農村人口快速向城鎮轉移,就業人員在城鄉間的分布也不斷得以調整、優化,農村就業人員逐漸少于城鎮。

新中國成立初期至改革開放前夕,江蘇就業人員多集中在農村,受城鄉就業分割體系的影響,幾乎不存在轉移流動就業的現象。1952年全省分城鄉就業人員占比分別為4.83%、95.17%。至改革開放前,在國有經濟為主導的所有制結構中,城鎮就業人員增長較為緩慢,城鎮就業總量從1952年的84.08萬人,增加到1978年的583.12萬人,年均增加19.13萬人,且就業結構較單一,幾乎全部在公有制單位。農村就業人口受單一農業經濟結構的影響,以從事第一產業為主。

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出現了社隊企業和城鄉聯辦企業,20世紀80年代中期,蘇南鄉鎮企業發展迅速,農村經濟得到全面發展,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鎮化快速推進,農村內部產業結構得到調整。全省著力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實現了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局面,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勞動力市場活力不斷被激發,促進了農村人口實現產業、地域的轉移就業,城鄉就業格局開始快速轉變,帶動城鎮就業比重不斷上升,推動了經濟發展。農村就業人員所占比重,2000年下降到62.54%,2008年降至50%以下,2018年全省農村就業人員比重為32.07%,比新中國成立初期下降了63.1個百分點。至2018年末,城鎮就業人口達到3227.45萬人。

二、勞動報酬與經濟發展同步增長

工資收入是居民收入結構中最主要來源,約占居民總收入的三分之二,工資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客觀反映了居民生活質量,充分體現了就業的高質量發展。新中國成立70年來,隨著江蘇經濟不斷邁上新臺階,全省城鎮單位職工工資收入快速增長,實現跨越性發展。全省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由1952年的421元增長到2018年的86590元,增長了205.7倍,年平均增長率達8.4%。

(一)勞動報酬增長與經濟增長互相協調,反映了勞動者對建設成果的分享

改革開放以前,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分配制度固化,造成江蘇職工工資增長緩慢。改革開放以后,江蘇經濟得到迅猛發展,江蘇區域經濟發展除少數年份外,均保持在10%以上的發展速度,這一時期江蘇職工勞動報酬增長較快與全省經濟發展較穩較快是相適應的。江蘇城鎮職工勞動報酬增長較快,與改革開放后收入分配領域改革的不斷深化也是分不開的。分配制度的完善充分保證了廣大勞動者對經濟社會建設成果的分享。

(二)各種類型單位勞動報酬均保持相應增長,國有單位發展最快

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有經濟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集體經濟尚未形成,其他所有制經濟微乎其微,勞動報酬的增長主要體現了國營經濟勞動報酬的增長。隨著經濟的發展,集體經濟逐步出現,成為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補充。改革開放以后,非公經濟發展的環境極大改善,涉外經濟、民營經濟發展很快,所占份額逐步上升。改革開放帶來了經濟搞活,目前,全省國有、集體、其他所有制類型經濟體發展保持良好,各種類型單位參與有序競爭,發展活力不斷增強。在職工勞動報酬方面,既有不斷提高勞動報酬的需要,又有提高勞動報酬的經濟基礎。因此,不同經濟類型的單位均保持穩定的增長。但不同單位職工勞動報酬發展速度尚不少差距,國有單位發展最快,而集體、其他單位相對較慢。2017年,國有單位職工年平均工資達超過10萬元,2018年末達到119135元,集體單位為85534元,其他所有制類型單位為79548元。

(三)行業間收入差距拉開,先進產業、現代服務業收入增長快

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直到改革開放之前,江蘇的經濟一直以傳統產業,二產以工業為主,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份額較小。統計資料顯示,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江蘇全省第三產業就業人員總數僅占到第二產業從業人數的54.4%。從城鎮單位來看,1978年,第一、二、三產業就業人員勞動報酬總額分別為1.82億元、15.87億元、11.36億元,分三次產業的職工平均工資,第二產業最高,第一、二、三產業的職工年平均工資分別為393元、519元、496元。

改革開放后,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許多新的職業從無到有,逐步產生了新型的現代服務業。江蘇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勞動報酬方面反映出第三產業收入增長最快,工資水平最高,第二產業收入中等,第一產業收入較低的特點。2018年,第三產業內部,現代服務業,如: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和軟件業、金融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業等行業就業人員平均收入較高,領先于其他行業,年平均工資均超過10萬元。

(四)地區間收入差距偏大的局面得到逐步控制

改革開放以前,全省各地發展差距相對較小。在職工收入方面,省內各地區之間的差主要表現在地區級差。根據歷史資料,1978年,江蘇蘇南、蘇中、蘇北地區職工平均工資之比為1.11:1.01:1。改革開放以后,勞動者收入增長變動更多地是與經濟發展、生產效率等因素的密切相關,而地區工資級差造成的影響被弱化。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省內南北發展差距,地區間的收入差距有所拉大。至2004年,省內地區收入差距達到頂點,蘇南、蘇中、蘇北三地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比為1.7:1.2:1。這種情況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改革開放是發展經濟、促進勞動報酬穩定快速增長的關鍵所在。2004年以后,蘇北經濟快速發展,職工收入增長速度也得到加快,省內地區間工資差距呈現出差距逐步縮小的良性發展態勢。截止2018年,蘇南、蘇中、蘇北地區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比降低到1.4:1.1:1。

三、就業發展的時期特點

以經濟體制改革和勞動就業政策制度變化為時代背景,江蘇就業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一)1949年至1977年,計劃經濟下的統包統配就業階段

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全國初步形成了統包統配的計劃就業制度,對勞動力進行統一的招收與調配。在較短的時間內,解決了舊中國遺留下來大批失業人員。其中,1950年至1952年,全省共有71萬余失業和無業人員獲得職業或安置。1955年,勞動力的統一招收和調配制度在國民經濟各個部門全面建立和發展起來。到1957年,全省基本解決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失業問題。分配制度由新中國成立初期實行的供給制和工資制并存,逐步向貨幣工資制轉變。江蘇城鎮職工平均工資從1952年的421元增長到1957年的531元,增長26.1%,年平均增長率為4.8%。月工資44.25元,基本能滿足五口之家的日常生活需要,而其他消費項目較少。1958年,所有制向單一公有制形式過渡,勞動力管理實行統一計劃、統一招收、統一分配的就業渠道。統包統配的計劃就業制度的全面建立,在新中國成立初期保證了勞動力的穩定和職工的職業安定,同時有效解決了經濟建設迅速發展后部門之間、地區之間、企業之間勞動力余缺的矛盾。在傳統的計劃經濟年代末期,受“一大二公”思想的長期影響,加之就業制度的固化,就業者的所有制結構嚴重畸形,個體私營經濟受到嚴格的限制,就業結構矛盾比較突出。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嚴重,大鍋飯現象普遍存在,工資管理高度集中,企業沒有分配自主權。江蘇城鎮單位職工平均工資從1958年的338元緩慢增長到1977年的474元,年平均增長率僅1.7%,近乎停滯。

(二)1978年至1991年,改革開放前期雙軌經濟下的就業階段

1979年末,受回城知識青年、新成長勞動力以及多年積存的待業人員影響,城鎮地區面臨空前的待業高峰,能提供的就業崗位遠遠小于勞動力供給總量,全省城鎮失業人數高達34.3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5.4%。1980年“三結合”就業政策的出臺,即實行勞動部門介紹就業、自愿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的方針,將傳統的統包統配就業政策打開一個缺口,為解決就業問題開辟了一個新的局面。1981年中央強調要把解決就業問題和調整所有制結構、產業結構密切結合起來。在1979年之后的短短幾年時間內,城鎮失業狀況得到有效控制,城鎮就業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就業壓力迅速減緩。1984年城鎮登記失業率已在1%以下,其后幾年均沒有超過1%。在“三結合”政策出臺后,新中國成立后持續了30年之久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下的資本密集型產業政策也開始松動,能夠吸納更多勞動力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得到了迅速發展。靈活的就業政策不久就顯示出了強大的生命力,在實踐中取得了相當好的效果,從所有制結構看,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從產業結構看,勞動密集型的輕紡工業、手工業、商業、飲食業、服務業和修理業等產業得以迅速擴張。到1991年末,全省就業人員達到4272.97萬人。其中,城鎮國有單位就業人員551.52萬人,城鎮集體單位324.91萬人,城鎮私營企業就業人員及個體勞動者達21.92萬人,分別比1978年增長了50.54%、51.03%、353.09%;城鎮其他所有制單位更是從無到有,1991年末就業人數達到22.84萬人。同時期,江蘇在企業中逐步擴大工資總額與經濟效益手掛鉤浮動制度,為職工工資快速增長奠定了基礎。從1987年開始,江蘇職工年平均工資(1471元)開始超過全國平均水平(1459元),顯示了改革開放給江蘇職工勞動報酬分配方面帶來的變化。

(三)1992年至2002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就業階段

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企業制度改革逐步深化。1993年推進國有企業實行現代企業制度以來,隨著改革的推進,面對市場競爭的強大壓力,國有企業為提高經濟效益,企業把不充分就業人員從工作崗位中分離出來并向社會排放,變隱性失業為公開失業,產生了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員。全省城鎮公有制單位就業人數在上世紀90年代中前期還能基本保持穩定,到1998年開始急劇減少,國有單位當年減少了106.02萬人,減幅達18.36%,集體單位減少77.76萬人,減幅32.45%。到2002年末,國有單位、城鎮集體單位就業人員分別為329.96萬人、67.11萬人,比1992年分別減少41.36%、78.61%。但也就在這個時期,全省就業總量、城鎮就業總量并沒有出現下降,一直保持增加態勢,即使在1995年至1999年間城鎮就業人員也保持每年10萬人左右的增量。這得益于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市場競爭就業方針,即“實行在國家政策指導下,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調節就業,政府促進就業”的實施。在此期間,城鎮其他所有制單位、城鎮私營個體經濟吸納了大量下崗失業、農村轉移出來的人員就業。至2002年末,全省就業總量為4458.02萬人。其中,城鎮其他所有制單位、城鎮私營個體經濟就業人員分別達到193.25萬人、240.61萬人,比1992年末分別增加了165.66萬人、216.98萬人,分別增長了600%、918%。在此時期,企業分配自主權相應得到加大,職工收入提高有了更廣闊的空間,年均增長超過了10%。

(四)2003年至今,就業優先發展導向并注重就業質量的階段

2002年全國再就業工作會議召開后,就業和再就業目標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宏觀調控目標,確立了擴大就業的優先目標。自十八大以來,更是將就業質量納入改善民生的重點工作。2018年末,全省就業人員達到4750.9萬人。就業政策的重點逐步轉向創業扶持、創業培訓、資金扶持、開展創業援助、開發公益性就業機會、改善創業環境。勞動者創業和就業環境也不斷得到完善,一系列法律法規相繼出臺。江蘇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視勞動者報酬的長期、合理、穩步提高,著力維護廣大勞動者權益。在最低工資標準之外,還采取了更多的、有實際操作性的有力措施來促進勞動者報酬的提高。比如,采取發布工資指導線,以設區市甚至縣級為單位發布地區勞動力就業崗位工資指導價位等措施對工資集體協商提供引導,保障勞動者收入正常穩定增長。將企業開展工資集體協商、履行工資集體合同、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等情況,納入對企業綜合考核的重要內容,加強監督。2000年江蘇城鎮職工平均工資首度突破萬元大關,為10299元;2012年,平均工資超5萬元,達51279元。2018年,全省城鎮非私營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達86590元,與1978年的513元相比,增長了168.8倍,年平均增長率達13.7%。

新中國成立70年來,江蘇勞動力市場建設成效顯著,就業領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如就業結構性矛盾依然比較突出等,妥善應對就業問題仍是一項長期任務。黨的十九大提出“實現更高質量和更充分就業”,這為今后一段時期的就業工作指明了方向。要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堅持就業優先戰略和積極的就業政策,推動創業帶動就業,著重在充分就業、體面就業、和諧就業等方面共同努力,不斷提升就業質量,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向往中的就業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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